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 人。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效仿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宣扬自己的治世之道，但同样没有被接纳。他同孔子一样，最后的结局是带领弟子著书立说。代表作为《孟子》。此书在体例上与孔子的《论语》相似，也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它记录了孟子的言论、观念和政治行为，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

自唐、宋之后，孟子逐渐受到重视，被视为儒家的一代宗师，尊称为“亚圣”，位置仅列孔子之后，与孔子并称“孔孟”。与《论话》相比，孟子的文章气势宏伟，擅长辞辩，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可读性。其主要学说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由此阐发出“仁政”、“王道”、“爱民”等主张，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场光大，其中以爱民思想最为突出。孟子的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义利之辨”上。

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译文】

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您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将会对我国有利吗?”

孟子回答道:“大王何必说利呢?说仁义就够啦!大王说‘我用什么来让我的国家获利’，大夫说‘我用什么来让我的家族获利’，士人和老百姓说‘我用什么来让我自身获利’，这样上下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上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那国君的，必定是拥有上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上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那国君的，必定是拥有上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一百辆，这不能算不多呀。如果将利放在义之前，那么大夫要是不把国君的财产和权力夺到手是不会满足的。讲仁的人是不会遗弃他的父母的，讲义的人是不会把自己君主的利益放在后面考虑的。”

【评述】

这段话出自《孟子》一书的第一段对话。梁惠王的问话(“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之所以急切而直接，是因为当时他的国家国力下降，亟需找到振兴之道，以应对战国列强争霸的局面。而孟子则抓住梁惠王的这个“利”字做文章，认为国之不兴恰恰在于大国纷争，求强心切; 要想让国家强盛，必须避开这条争利之路，而回到“仁义”上来。全书开篇即宣扬“仁”“义”，孟子将其政治思想的根基表露无遗。在纷纷追求富国强兵的战国时代，孟子的这段话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司马迁曾对孟子的这种思想大加赞赏:“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 嗟乎，利诚乱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原文】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的确是大丈夫吗? 他们一发怒连诸侯都恐惧，一旦安静下来，天下便会平安无事。”

孟子说：“这样的人怎么能算大丈夫呢? 您没有学过礼吗? 男

子行加冠礼时，父亲来训导他。女子出嫁时，母亲来教育她，送她

到门口，告诫她说:‘你到了夫家，一定要恭敬和谨慎，不要违背

丈夫的意思。’以顺从为原则，是妇人之道。住在天下最大的居所

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在天下最宽阔的大道上，能得志

就和民众一路同行，不得志就独善其身，富贵不能诱惑他，贫贱不

能让他改变志向，武力不能让他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丈夫。”

【评述】

公孙衍和张仪都是当时有名的纵横家和政客，在政治上十分得志，影响力很大。最春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得势者——哪怕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而得势——就是“大丈夫”(男性的楷模)。孟子不以为然，而对“大丈夫”重新进行定义。其新定义的核心集中在两点: 理想和气节。“大丈夫”之“大”，不是地位、权势之“大”，而是理想、气节之“大”。在他看来，大丈夫一定是理想主义者(有志者)，有一个为之奋斗一生的高远目标; 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任何外界环境都不能改变他的初衷，不能动摇他的意志。

三、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

【原文】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候，不以泰乎?”

孟子日：“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

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译文】

彭更问：“后面跟着几十辆车，随从的人有几百个，无论到哪

个诸侯国都受到供养，您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

孟子说:“不合乎道义，即使一碗饭都不应接受别人的馈赠;合乎道义，就像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那样的大事都不算过分。您觉得(舜做得) 过分吗？”

【评述】

这一段仍讲士人的气节同现实收入之间的关系问题。孟子认为，士人应当注重自己内心的道义准则，在此准则之内便是正当的；因此，重要的不是最终得到了怎样的地位和利益，而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去得到它们。孟子对彭更的提问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面是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层次，并将回答的权利移交给提问者本人，这体现出孟子相当高超的论辩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