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中国廉政文化第十期（廉政思想篇）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期宋国人，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曾做过漆园吏，后来厌恶做官，转而隐居，专心著述。他生活穷困，但拒绝接受楚威王的重金礼聘，被认为是一位淡泊名利、廉洁正直的人。《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收集了庄周及其后学的作品。《庄子》全书现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全书以内篇为核心，其中一些篇章如《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等集中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庄子继承老子的道家哲学，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希望达到不依赖外物而遗世独立的精神境界，强调顺应自然法则，不以人的欲望强求自然，要安时而处顺，提倡修养内在的德性，全性保身。这样的思想对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追求名利的思想是一种有力的反击。

一、大廉不嗛

【原文】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辩也者，有不辩也。曰: 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敦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译文】

所以做区分的人有无法区分的东西，进行争辩的人有辩不得的东西，有人问：为什么呢？回答是：圣人胸中囊括万物，众人分别彼此、争辩是非以相互表现出来。所以说争辩的人由于片面而看不见（大道）。大道不可称说，大辩不可言说，大仁不会有所偏爱，大廉不会谦让，大勇不会刚愎自用。道如果太明显就不是道，言语通过争辩就会有所不及，仁若平常就不会完成，过于清廉就不能取信于人，太过勇敢以致刚愎自用就不成其为勇。这五种情况都适得其反，本来想圆却几乎转向了方。所以，知道止于所不知道的地方，就是最高境界了。谁知道不用言说的争辩、不用称说的大道呢？如果能够知道，那就是圣人的心胸了。灌注它而不会满，酌取它而不会穷尽，却不知道它的来源，这就是隐藏着的光辉。

【评述】

庄子使用了一组老子式的反向逻辑，他表明，任何事物，当我们过分执著于一端的时候就容易走向它的反面。以“廉”为例，古代的廉洁之士（如陈仲子、伯夷等)过分强调自身的清廉，甚至到了避世的地步。庄子认为，廉洁的人常常表现得十分谦让，而过分的谦让会给人不可信任的感觉，真正的廉洁并不必如此表现。推而广之，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也不乏某些臣子乃至君主为了追求表面的廉洁而过分降低自身生活标准的实例，甚至将国家的发展都置于次要的位置，这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了。学习道家的反向逻辑，有利于我们权衡多面，不走极端。

二、不以物易其性

【原文】

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战！

【译文】

所以我试着来申论一下: 夏、商、周三代以后，世上的人没有不被身外之物改变了性情的。小人为利益而牺牲自身，士人为名誉而牺牲自身，大夫为诸侯之家而辆牲自身，圣人为天下而牺牲自身。上面这四种人，虽然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名称也不同，但在伤害性情、牺牲自身方面，却是一样的……世上的人都为了某种目的而牺牲自身。那些为仁义而牺牲自身的人，世俗就称他们是君子；那些为财物而辆牲自身的人，世俗就称他们是小人。牺牲都是一样的，却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残害人生、损害性情方面，盗跖这样的大盗跟伯夷这样的廉士是一样的，又何须在他们之间区分什么君子与小人呢！

【评述】

道家讲究全性保身，因此，一切身外之“物”都是有害的，应当放弃追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道家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思想: 孟子恰恰讲求以身殉义，对于庄子而言，这与以身殉财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样都是“残生损性”的。道家同儒家的惨烈对哮局面在这里可见一斑。文中的消极意味十分强烈，将利益、名誉、家族、天下不加区别地统统否定掉了，我们在理解的时候需要格外留心。不过，这段文字虽然极端，却对当时世俗的利益观作出了较为通透的批判，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积极方面。

                                                     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原文】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译文】

川水干涸则谷道空虚，山丘铲平了深渊就填满了。圣人没有了，大盗也不会产生，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圣人不死，大盗便不会停止。虽然借助圣人来治理天下，实际上大大有利于盗跖那样的人。用斗斛量物，用秤称物，本来是为了公平交易，但也可以用斗斛和秤来欺骗人；使用符契和印玺本来是为了让人信任，但也可以用来骗人；推行仁义本来是用来正人的，但也可以拿来骗人。怎么知道它是这样的呢？偷盗一点儿钱的小偷竟然要被诛杀，而窃取了整个国家的人却当上了诸侯，这些诸侯的门面上还打着仁义的旗号，这难道不是用仁义圣智来骗人吗？所以，追随大盗，攻打诸侯之国，拿着仁义以及斗斛、秤、符契、印玺这些东西来骗人的，即便用赏赐官爵的办法也不能激励他们不要这么做，用斧钺这样的兵器来吓唬他们也无法禁止这种行为。这种大大有利于盗跖并且无法禁止的情况，是圣人(提倡仁义礼智) 的过错。

【评述】

庄子认为，提倡仁义礼智的儒家思想实际上给盗跖这样的大盗以有利之机，大大有害于天下，所以应该回到老子所提倡的“绝圣弃智”的路子上来。其中“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一句可谓针砭时弊，为后世广为传诵。庄子的用语固然偏颇，却以激烈的形式反映出当时社会大众对诸侯纷争、忠臣被害、佞臣当道局面的极端厌恶，继而对仁义礼智这些固有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因为，在弄权者那里，仁义礼智不再是匡复天下的道义原则，而成为欺骗大众、危害社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