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 谥号孝景皇帝。景帝在前元三年(前154年)平息了由刘姓王侯发动的“七国之乱”，加强了中央集权。他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重农抑商、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发展教育、打击豪强等。可以说，景帝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文帝的事业，与之共同开创了“文景之治”;同时，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降低訾算，征召廉士
【原文】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令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译文】

 人，不怕他没有智慧，就怕他欺诈;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暴虐;不怕他不富裕，就怕他贪得无厌。作为廉士而言，欲望很少，容易满足。法令上说，拥有资产十万钱以上才能做官。而廉士的财产必然不多。有市籍的不能做官，没有资产的又不能做官，我十分可怜他们。今改为有资产四万的人就可以为官，不要让廉士长期没有官做，贪夫长期得利。
 【评述】
 应劭曾指出:“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赀盈十万，乃得为吏。”王夫之认为这是秦代之法。汉承秦制，这种为官制度也继承了下来。一方面，必须家中有十万资产才能为官，另一方面，又规定商人不得为官，这就使得无钱的廉士或身为商人富有才能的人无法做官。汉景帝降低了做官的门槛，由资产十万降到了四万，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利于廉士的入仕，相比前代是很大的进步。不过，这种改革仍然不够彻底，对于廉士的从政仍然是个阻隔。王夫之对此进行过评说，说景帝的做法“争之于铢两之间，亦恶足以善风俗乎!”他还对这种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举富人子而官之，  以谓其家足而可无贪，畏刑罚而自保，然则畏人之酗饮，而延醉者以当筵乎？富而可为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贻其吏于子孙。毁廉耻，奔货贿，薄亲戚，猎贫弱，幸而有赀，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夺者无几也。自非赢氏为君、商鞅为政， 未有念及此以为得计者也。”当然，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古人，站在当时的角度，汉景帝的改革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二、 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景帝之子，公元前140 —前87年在位。汉武帝是一个具有雄才伟略的皇帝，在政治方面，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以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同时加强了监察制度。汉武帝还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采取重农轻商、兴修水利、整顿财政、官营盐铁贸易、平抑物价等政策，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发掘。他确立了察举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汉武帝的治理下，西汉进人鼎盛时期。

才高德浅，亦当任用
【原文】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  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译文】

 要建立丰功伟业，必须依靠优异的人才，因此，有的马狂奔蹋踢难以驾驭却能日行千里，有的士人被世俗讥议却能建立功业。拉翻车的马，放纵不羁的士人，也都在于主人的驾驭罢了。现在命令各州郡长官访察官吏和百姓中才能超诣、不同凡响，可以胜任将相及出使远国的人才。
 【评述】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初次设置了十三部刺史。此时知名的文武大臣大多病老而死，国家亟需人才，于是汉武帝在当年四月下达了上述《求贤诏》。武帝以马喻人，指出有的马虽有缺点却能日行千里，不失为好马。士人亦是如此，虽然德行有缺受人讥议却有治世之才，能建功立业，这样的人同样为国家所需。汉武帝求贤不拘一格， 三国时期魏武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与之有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