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中国廉政文化第二十一期（廉政思想篇）

董仲舒(前179-前104)， 广川(治今河北省景县西南)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春秋公羊传》。

他勤于治学，有“三年不窥园”之说。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的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其后，董仲舒担任江都王的国相十年、胶西王的国相四年，后辞职，居家著书，然朝廷每有大议，武帝常令人登门求教。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学说，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他在《春秋繁露》和《举贤良对策》中，对于官员的考核及其作用、官员的经济生活、士人的培养等涉及廉政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考名责实，赏罚分明

【原文】

考绩绌陟，计事除废，有益者谓之公，无益者谓之烦。擥名责实，不得虚言，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加之罚。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倾，奸轨不能弄，万物各得其冥，则百官劝职，争进其功。

【译文】

考核官员的政绩，决定是奖赏还是处罚;基于事件的情况，决定是做还是不做。有益于国家治理的称之为公，无益于国家治理的称之为烦。根据名声核对事实，不能有虚假之言。有功的就奖赏，有罪的就处罚;功劳大的从厚赏赐，罪行多的从重处罚。没有功劳的，即使有贤能之名，也不予奖赏;履行本职的，即使有愚钝之称，也不加处罚。或赏或罚，是根据实情而不是名声; 是贤是愚，乃在于内在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的文饰。以此行事，是与非便不会混淆，喜或怒便不能颠倒，奸诈欺瞒的行径便无计可施，万事万物都显现出它本来的面目，官员们就会安于职守，勤勉工作，争相表白自己的功绩。

【评述】

名实关系是儒家关注的问题之一。董仲舒在探讨对官员的考功赏罚时，提出要以实不以名。他在《春秋繁露·保位权第二十》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擥名考质，以参其实。赏不空施，罚不虚出。是以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而人君得载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术也。”他认为，只要做到责名考实，赏罚分明，那么群臣就会各守其职、踏实工作，国家就会得到有效的治理。

二、举贤任能，量材授官

【原文】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译文】

臣认为，应当让诸列侯、郡守、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在其治下吏民当中甄选贤能之士，每年举荐两个人去宫中值守，借此可以探察大臣们的才能;举荐贤才的加以奖赏，举荐庸才的给予处罚。如果依此行事，那么官员们就会尽心竭力地搜求贤才，君主就会得到普天下的贤才并让他们为国家出力了。如果遍得天下贤才，那么三代之盛也容易达到，尧、舜的名声也能够比拟。不要根据短时期的功绩决定，而把考核其贤能放在首位，根据其才能授予官职，根据其德行确定地位，那么廉与耻就会判然分明，贤与不肖就不会杂然共处了。

【评述】

汉初实行的世袭和訾算入官等措施，不利于选拔人才和国家的治理。董仲舒提出的对策，实际上开启了通过察举选官的制度。同时，他提出对负责察举的官吏进行督导，“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使他们得到制约，从而尽心求贤，由此国家可以得到人才并且可以大治。

三、受禄之家，不争民业

【原文】

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

【译文】

为官享受俸禄的人家，靠俸禄过活就可以了，不和百姓争夺产业，那么天下之利就可以普遍得到，百姓们就能够丰衣足食。这是上天之理，也是自古之道，天子应当效法并将其定为制度,大臣应当遵循这一制度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公仪子在鲁国为相，他回家看到妻子在织帛，就愤怒地休了妻子;他在家里吃饭吃到了自家园子里种的冬葵菜，就气恼地拔掉了冬葵菜，说:“我已经领取俸禄了，还和园夫织女争利吗？”古代从政为官的贤人君子都这样做，因此，下属认为他们的行为高尚，从而依从他们的教导，百姓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从而不贪得无厌。

【评述】

董仲舒认为，领取国家俸禄的官员，应该依靠俸禄生活，不该再从事生产性活动与民争利。董仲舒指出这是上天之理、太古之道，并举公仪子为例，进一步论证这种原则古已有之，古代的贤人君子都是这样做的。而这体现出了官员的高尚与廉洁能够起到感化百姓的效果。

四、考察小吏，消灭邪枉

【原文】

(董仲舒)以为扶襄止奸，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领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灭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产业，无有寇盗之患，以蠲主忧。

【译文】

董仲舒认为辅佐政务、制止奸佞，根本在于官吏。所以，应该对全国掌管人民的官吏进行考察，留意官职的任用情况，以表明除掉奸佞邪枉的决心，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不用担心寇贼强盗为害作乱，以消除君主的担忧。

【评述】

公元前124年，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致书公孙弘，进一步重申他在《天人三策》等著述中提出的观点，即政府应注重考察吏治，选拔有用人才，惟其如此，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太平富足。